歷史沿革 古往今來 周氏蝦捲 農傳媒編按：1901年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組織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，進行土地、戶口及風俗習慣等調查，作為推動臺灣殖民殖民統治的基礎，也為後世留下當時社會風俗、律法等珍貴紀錄；〈關於宴席及菜餚之雜話〉即為當時成果之一篇。 圖為臺史博館藏《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一回報告書下卷》。 近十年來的轉型過程有甜有苦，有時是讓團隊氣餒的困難，有時是我們歡呼的驚喜，幸運的是，因為不斷地努力，飛士蘭終於得以順利地成功轉型並站穩台灣外燴市場，而我們也會秉持專業、熱情、溝通、堅持來提供顧客最好的服務，永續經營成就幸福的品牌。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經營，將傳統小吃店的經營型態，轉變為現代化的餐飲營運模式，例如電腦化的點餐系統，現代化的廚具設備，舒適優雅的用餐環境....等在在都以消費者的立場去思考經營，因此成為台灣極具規模與份量的餐飲店。 放眼總鋪師沿革與歷史，施家班更有一項獨步全台創舉，就是打破傳統觀念，提供師傅呷月領有月薪，堪稱業界傳奇！ 外燴辦桌是靠接單做生意，有神明生、廟會、喜宴、尾牙等辦桌訂席，才有收入，因此，一年有大半時光是淡季，卻也使得辦桌師傅、助手收入不穩定；為了確保員工能安頓生活，施宗榮從安定人心著手，讓師傅能夠專心為施家班打拚。 七、八年前阿勇師將西方餐車的概念引進台灣，成為台灣第一個使用外燴餐車南北辦桌的總鋪師，不過立即碰到的「水」、「土」不服的狀況。 由於當時沒有瓦斯爐，大部分民家中可用的灶只有一個，所以通常要在一周前用土磚泥料砌好ㄇ字型的「土（角）灶」，並待其乾硬之後供辦桌師烹調使用；而搭土（角）灶也象徵著「起灶」，閩南語中意味著一個新家庭的成立。 而台灣現代的辦桌活動，則在1970年代興起，並以1980年代為最盛。 由於只要有棚子就能辦桌，因此場地費用的支出並不多，宴客的主人家往往會將主要的費用展現在食材上，盡力讓每個客人都能吃飽並且盡興而歸。 而在宴席的過程中，主人家常會為了熱絡氣氛，多半會加入娛樂節目，聘請藝人演唱跳舞，在早期的傳統社會當中，更有主人家會請脫衣女郎來跳鋼管舞。 華人社會向來喜好藉由「飲食」來處理人際關係，許多大小事也都習慣伴隨著飲食來進行。 走過炎夏、禁忌七月，隨著初秋腳步到來，婚嫁、聚會的美好時光，讓訂席、外燴服務的需求量日增。 尤其在以前物資缺乏年代，只要村里有辦桌，就是大家可以大魚大肉的日子。 所以說辦桌除了可以聯絡感情外，它還是體現鄰里間互助團結精神的工具，特別是那些封街舉行的上百桌喜宴，或是廟宇建醮的慶醮宴。 記得小時候每年中元祭後家家戶戶都會在家門前設宴款待親友，那種萬人空巷的熱鬧景象，決不會比我在國外參與過的大型晚宴遜色。 民視新聞／鄭筑勻、陳聖翰 台北報導金曲歌后曾心梅，跨足餐飲多年，尤其她在台北圓環附近的台式傳統小吃店，更吸引許多粉絲遠道而來，不過現在傳出悄悄收攤，曾心梅說，缺工時代，儘管開出4萬元薪水，但還是找不到合適人選，為了顧及主持、歌唱等演藝本業，毅然決然暫停斜槓人生。 跟著時代的演進與創新，在許多尾牙春酒、婚喪喜慶甚至是生日過壽，辦桌的意義在於建立人與人的交流，透過宴飲、祝福以及共同過節的「集體歡騰」氛圍建立，達到了彼此的請感連結。 甚至在新公司成立、新居入宅、宗教慶典等活動，也常以辦桌的形式來進行，在「節慶行銷力」一書中，消費者透過節慶的餐飲和過程，來達成慶祝與紀念的儀式感。 以前辦桌師傅主要是提供人力服務，由負責的刀煮師傅為客戶開菜單之後，由訂桌的客戶自己找場地、排桌椅，師傅只要人到，帶著煮菜的鍋具、設備即可，所以是支付人力的錢而已，而桌椅的擺設則客戶的鄰居都會將家裡的桌椅搬出來借用、幫忙。 李豐楙，〈由常入非常：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〉，《中外文學》22，3，（總255），1993，頁 。 Strinati, Dominic著，袁千雯等譯，《通俗文化理論》，臺北縣永和市：韋伯文化國際，2005。 Clough, Patricia Ticineto著，夏傳位譯，《女性主義思想：慾望、權力及學術論述》，臺北市：巨流，1997。 戴寶村編著、袁英麟等撰述，《高雄市常民生活史：日昇覆鼎金.夕照西子灣》，高雄市：高雄市文獻委員會，2004。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編著，《性別主流化—2003國際婦女論壇會議實錄》，臺北：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，2003。 外燴 沒有新血接班，古早經典菜也逐漸失傳，電影《總舖師》裡的「雞仔豬肚鱉」，得將甲魚、土雞塞入豬肚裡燉3小時，因太繁瑣而幾乎沒人做；而40年前曾流行口味甜、以栗子、菱角、雞肉等製作的「栗子雞」，來到減糖養生時代，年輕師傅已不會做這道菜。 「在我父母親的年代，婚宴來說，好日子得在一年前擇定，主家以稻梗和泥土製作土埆磚，選定吉時在吉利方位做灶，」薛清己回憶。 在台南永康擁有「辦桌大王」雅號的汪義勇師傅，是見證台灣辦桌文化一頁歷史的重要人物。 他除了致力將傳統的文化與菜色保留下來，近年更喜歡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，運用巧思結合異國料理特色，再融入辦桌菜文化，研發出獨創一格的菜式。 王秋原、趙建雄，〈地方生活圈與區域均衡發展之關係〉，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地理學報》，16，1993.06，頁35-59。 李豐楙、朱容貴主編，《儀式、廟會與社區－道教、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》，頁14。 長期參與廟會、辦桌等傳統民俗的文史工作者顏震宇分析，較不受影響的總舖師有兩種：一種是有提供祭祀供品，因為就算沒有大型活動，祭祀活動不會少；再來是師傅有設備或中央廚房，將食材轉換為真空包，搭配宅配、電商販售。 COVID-19（又稱武漢肺炎、新冠肺炎）疫情從限制群聚、暫緩媽祖遶境開始，外燴業者訂單少了9成，總鋪大師甚至只能去便當店「打工」。 資深總鋪師憂心的不是自己無法討生活，而是台灣從此失去辦桌真正的宴客文化和民俗意涵。 隨著社會經濟改變和都市化與全球化的過程中，記憶中的辦桌有了不少變化。 首先在菜色上，根據陳貴凰與黃穗華老師在2011年所發表的論文中指出，台灣光復前後因物資缺乏，辦桌菜色以「呷飽」為主要目的，內容以豬肉、雞肉(鴨與「壓」、「押」諧音，故不採用)、還有河鮮為主。 民國60至80年代則以「呷好、呷巧」為特色，由於養殖漁業的發展以及各種食材開放進口，我最喜歡的龍蝦、九孔、石斑魚、甚至農業社會中視為禁忌的牛肉，陸續出現在辦桌菜單上。 8歲失去雙親的「漢師」，小小年紀為求有口飯吃，國民小學一畢業就跟著伯父學功夫；施家班從施清漢的阿公開始投入辦桌外燴生意，身為第三代的他，從基本功切菜開始練起，練就一手辦桌廚藝，直到70歲還在鍋爐邊烹煮，認真骨力不鬆懈的精神，奠定今日施家班宴席的基石。 人稱阿勇師的汪義勇，辦桌的菜色最重視家鄉味，以顧客熟悉的味道，抓住客人的味蕾，才能在大飯店競爭搶市之下，搶得商機，因此他的辦桌菜色，雖然洋洋灑灑可以開出好多套，卻能發現背後都有濃濃的台灣味。 借鏡國外「變形金剛」提升外燴服務28歲那年，第一次出國的汪義勇，在日本看到他們對於食物的堅持與擺盤的美學，於是有一個念頭開始在他心中發酵，那就是決定要把在地的辦桌文化更加提升，從此愛上出國取經。